任弼时几十年如一日，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。凡是同他一起工作或生活过的人都知道，任弼时有“三怕”：一怕工作少，二怕麻烦人，三怕用钱多。

任弼时曾两次被捕入狱，受过国民党反动派的酷刑，加之长期劳累，身体一直不好，但他总是忘我地工作。1947年，蒋介石调集重兵进犯陕甘宁边区，任弼时的工作千头万绪，他的血压不断窜升，常常头晕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交代医生不要向毛主席反映自己的病情，以免主席担心他的身体，减少他的工作。1949年4月12日，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在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，讲罢头一部分，他开始头晕、心悸、气喘，剩下的报告只能请别的同志代为宣读。他被迫休息，接受治疗，但当病情稍有好转，他又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信，请求工作。医生建议他每天工作时间不能超过4小时，而他常常要工作8小时以上。有时头痛得厉害，他就让孩子们帮他擦点清凉油、掐掐头皮，又继续看文件，思考问题。

任弼时为别人想得多，为革命事业想得多，为自己想得少，总怕麻烦人。在革命战争年代，行军打仗是家常便饭，任弼时经常头晕，有时发高烧，但他总是咬紧牙关硬挺过来，从不声张，以免大家为他操心。革命胜利后，党中央进驻北京城，任弼时家住在景山东街，房子狭小，还紧挨着马路，他的办公室离马路只有二三米，马路上车辆行人川流不息，声音嘈杂。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工作和休息，要给他搬家。当了解到搬家得把另一个机关迁走腾地时，他坚决不答应。他说：怎么能以一个人牵动一个机关呢？后来，组织上准备把他住的房子修缮一下，他又说，能将就着住就不必整修，免得给组织上和同志们增加麻烦。就这样，任弼时坚持住在景山东街那套紧挨马路的旧房子里，一直到他逝世。

任弼时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，生怕多用公家的钱。平时，他身边的同志领东西，他总要问，是公家按制度配发的，还是特别要求的？如果是按制度发的，他就不说什么；如果是身边同志特别要求的，他就加以批评。他时常告诫同志们，凡事不能超过制度，我们一丝一毫不能特殊！有一段时期，任弼时住在北京市郊养病，为了减少用车次数，节省汽油，他嘱咐工作人员，把要进城去办的事集中起来一起办。任弼时生活十分简朴，他那床直到逝世前还盖着的被子，是1935年长征时的战利品，一条毯子也是1934年红六军团突围时缴获的。任弼时还经常教育子女爱护国家资财，节省开支，勤俭持家。进城后的一天，孩子们翻出一些破衣服准备做鞋底，任弼时看到后，从装破衣服的包袱里一件一件地翻看，最后挑出两件破得还不太厉害的说，“这几件衣服还可以补一补再穿。进城了，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节俭啊！”

（供稿：市委党史研究室 朱 平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