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7年4月，中共五大召开，任弼时当选为中央委员。会后，任弼时在武汉主持召开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，并当选团中央书记。此时，蒋介石已经叛变革命，汪精卫蠢蠢欲动。任弼时领导团中央通过了两项政治意见书，抵制陈独秀的右倾错误，主张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给予坚决反击。陈独秀对此置之不理。6月23日，在武汉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上，任弼时代表团中央再次宣读这份意见书，要求反对国民党的反动倾向，陈独秀暴跳如雷，当场从任弼时手中夺过意见书，撕得粉碎，并踩在脚下。面对这种家长式作风，任弼时始终以党的利益为重，坚持原则，据理力争，毫不退让。

1931年4月，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来到中央苏区，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。此时，以王明为代表的“左”倾教条主义已经盛行。任弼时在实际工作中进行了抵制，他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，最大限度地减少党的损失，保护了一批革命骨干。一次，在万（安）泰（和）边境地区负责青年工作的张爱萍，被一名“AB团”分子供认为“AB团”总部负责人。如属实，张爱萍性命难保。面对这一重大案件，任弼时没有轻信口供，而是派人作了详细调查，结果证明张爱萍是无辜的。

1936年6月，任弼时率领红二、六军团经过长征到达甘孜，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。红二、六军团编为红二方面军。这时，张国焘分裂主义劲头正足，对红二方面军的将领又是送枪送马，又是封官许愿，极尽拉拢之能事。任弼时看到这些小动作，了解了背后的阴谋，他坚定表示：“我不同意张国焘的那一套。”事后，他和朱德等人一道，同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，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。

1940年8月，任弼时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。这期间，他夜以继日地工作，大到中央办公机关的整顿、规章制度的建立，小到开荒种地、开灶吃饭，他都亲力亲为，精益求精。1947年3月，党中央撤离延安，转战陕北，任弼时不但要同毛泽东、周恩来一道研究部署军事行动，还要直接负责党中央机关的居住、物资供应、安全警卫、敌情侦察等工作。长期高负荷的工作严重损害了他原本就虚弱的身体。抗战胜利后，斯大林曾专门派一名医生到延安给中央领导人体检，结果任弼时是唯一一位“病情严重”的。1948年4月到西柏坡后，任弼时身体更差了。医生多次建议他立即休息，但他依然忘我工作，根本看不出是一个患有严重高血压、糖尿病的人。一天深夜3点，身边工作人员看到他还在埋头研究文件，就强行让他躺到床上，但他慢慢从床上坐起来，说：我们不但要迅速夺取全国胜利，还要建立一个新中国，有多少事情急需办啊！你们想想，我能躺得住吗？

1950年10月24日晚，任弼时像往常一样工作到深夜。之后，他翻过人生最后一页日历，突然晕倒，再也没有醒来。

11月1日，叶剑英在《人民日报》撰文哀悼，文章深情地说：三十年来，弼时同志经历了各种艰苦的斗争，对我党的青年工作、组织工作、军队政治工作与毛泽东思想的胜利，做了伟大的贡献。但是，弼时同志却终身都是勤勤恳恳，埋头苦干，一心只有党和人民的利益，从不计较什么名誉地位，不管人家知道不知道，他总是三十年如一日地为党为人民贡献出他的一切。他是我们党的骆驼，中国人民的骆驼，担负着沉重的担子，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，没有休息，没有享受，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。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，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，是我们的模范。

（供稿：市委党史研究室 朱 平）